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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世如阅卷，下笔有锦书
在这里，听见中国走向世界的号角👍
师徒文化是贯穿古今的纽带，也是仅次于血缘亲情的特殊关系，在部分行业表现得尤为深重。
医生、警察、律师每天直面社会最尖锐的矛盾，一旦出错直接关系性命，必须依靠师傅传授实践经验，师徒关系比其他行业更紧密，群体凝聚力也更强。
法学界的卷，根源在没有客观对错
这类行业里，法律界又最为特殊。医生面对病人、公安面对案情，都有明确的客观客体，揪出真凶、治好病症就是行业的核心目标，学术研究也围绕这个固定标尺展开。
但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客观真理，是人类共同约定的对话规则。不同国家的法律差异巨大，从女性穿衣尺度到吸毒合法与否，都是每个文化自己造出来的规矩。
整个法学界的生产资料就是这些规则，既不依附实物，也不由客观现象决定，本质是群体共识的产物。
就像法庭上的辩论，双方律师围绕这套共识展开攻防，法官基于共识做出判决，最终执行的结果直接决定人的生死。
如果全中国人相信外星人即将来袭，全社会会立刻制定对应的法律，这就是法学界的本质。
这种特性让法学界的竞争远超其他行业。学者的观点就是行业的话语权，学生继承老师的主张代代相传，各学派互相博弈。
政法学校的学生不能称学长学姐，只能叫师兄师姐，早已是全校公认的铁律。行业竞争的核心从来不是论文数量，而是谁的声音能被写进法律里，这直接关系到一代人的地位荣辱。
从法学黄埔到跌落神坛：西政的跌宕路
中国法学界长期由 “五院四系” 支撑，五院是中国政法、西南政法、西北政法、中南财经政法、华东政法，四系则是北大、人大、吉大、武大的法学院。
这些院校各自形成了行业阵地，其中西南政法的历程格外波折。
1971 年，大批高校被下放合并，政法院校悉数在撤销名单中。西南政法的资深学者顶着压力反复上书，最终争取到 “三不动”：
停办不撤校、人员不动、校产图书不动，保住了学校根基。其他四所政法院校则直接被拆分。
1977 年恢复高考，西南政法迅速恢复办学，次年被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，也是司法部直属院校中唯一的重点大学，还获准比其他学校提前一年招生。
1978 年全国法科共招生 729 人，西南政法独占 423 人，超过一半。
这届 “西政七八级” 后来诞生了 22 位副部级以上干部、100 多位厅局级官员、百名教授学者与商界法界名流，被称为法学界的 “黄埔军校”。
1997 年全国高校合并浪潮中，西南政法被传出要并入重庆大学，上万学生发起护校运动，打出 “宁做西政鬼，不做崇大人” 的口号。
联合校友四处奔走，最终惊动公安部、司法部、教育部三部门出面协调，学校得以保留。但代价也随之而来，西南政法被下放到重庆管理，从全国重点院校沦为地方高校。
此后学校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，2001 年一年内先后有 8 名青年教授、4 名博士调离。
其中法学泰斗邱兴隆更是带走 8 名骨干，前往湘潭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，后来获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，但至今仍有关于他当年离开的争议。
同时期西南政法错失 985、211 工程，2002 年全国法学教育排名中跌至第 12 位，从神坛跌入双非院校的阴影里。
蛰伏十年后，西政的回归
低迷并未持续太久，2005 年西南政法再次卷入个人破产法立法争论，相关论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，不过最终立法未能通过，支持派阵营也随之沉寂。
此后学校还卷入重庆打黑事件，刑法学泰斗赵长青为黎强做辩护引发全国争议，西政也被卷进舆论漩涡与官场博弈。
2012 年重庆政改风波中，学校再次受波及，大批校友南下广东、福建扎根，逐步形成了占据西南、活跃闽粤的势力范围。
2019 年是西南政法的转折点。最高法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，牵头制定规则的多位核心人员均为西政七八级校友，包括时任最高法院长、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等。
同年深圳中院在西政校友聚集的广东地区，批准了全国第一例个人破产重整案，直接为个人破产法落地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如今广东法院、律协中，西南政法校友占比远超其他院校，被称为 “西政后花园”。当年流失的人才与沉没的争议，最终都变成了行业影响力的底气。
师徒纽带织就的从来不是枷锁，而是法学人代代相传的行业共识，西政的起落，正是中国法学界江湖的真实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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